本篇文章主要讲解关于独家专访学者童小林的话题，和一些病历专家推荐理由相关题，希望帮帮助到各位。
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中医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童小林表示，让患者尽快服用中药，是未来应对新兴专科的一种模式。流行性。图片来源李秀阳
两千多年前，内景帝曾说过这样的话“上医治未病，中医治欲病，下医已治病”。中纪委、国家监委网站编辑、刚从武汉一线救治返回北京的医生、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科学院院士童晓林东方医学认为，“未病先治”的东方医学思想是COVID-19的关键，它贯穿于预防、治疗和康复的整个过程。
童晓琳自1978年进入长春中医药大学学习东方医学专业已有42年。作为国家中药房医疗专家组组长，童小林在武汉的隔离经历，让童小林对医生、中医、中医这些词有了更深的理解。“医生必须以医学精神、医德、医德为基础，医学科学要保护老百姓。”
它可以在疾病发生前预防，防止其恶化，并在疾病发生后防止复发。
您多次提到希望更多的人了解中医“治未病”的理念。东方医学的“防病”在这次疫情中如何体现？
童晓林中医的“治未病”体现在三个方面，涵盖了COVID-19的预防、治疗和康复的全过程。首先是“防患于未然”。我们正在为许多疑似患者以及有发热、乏力等症状的自我隔离患者提供处方治疗，以消除症状、预防疾病。
第二个是“在疾病恶化之前预防疾病”。症状较轻的患者应尽快服用中药，防止病情发展为重症，中药与西药相结合，可减少死亡。武汉中西医结合医院的一项研究发现，使用中药汤剂组的重症、危重症患者死亡率降低了80%以上，证明中药是有效的。“这是为了防止疾病的进展。”
三是“预防疾病复发”。东方医学在促进康复方面具有优势。尤其是艾灸、拔罐、五针砭石、八丹筋等非药物疗法，可以有效预防旧病复发或其他疾病的发展。我们正在推动的科技部恢复期项目刚刚开始，虽然很多数据还没有最终确定，但初步结果已经出来了。
“治未病”的理念如何运用到具体的诊疗方案中？
童晓林首先，根据疾病的性质和特点，我和一线专家共同制定和修订国家中医诊疗方案，为一线提供指导，为国家科研提供建议和判断。《诊疗方案》现已从第3版更新至第7版。借鉴全国各地的丰富经验，提出了一套针对性强、临床有效的创新治疗方案，包括“三药三治”。这大大提高了中西医结合治疗COVID-19的疗效。二是推进社区中医药防控，建立中医治方，打造“治方+社区+互联网”的“武昌模式”，从根本上阻断传染病传播。三是推动定点医院实施中西医结合治疗。对武汉中西医结合医院1476名住院患者的治疗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发现，服用中药汤剂死亡风险较高。该组下降了877%。四是提前准备康复干预措施，指导湖北省中医院建立全国首个康复门诊，牵头建立全国康复门诊合作网络。
重要的是了解疾病的性质。《内经》云“先以色脉辨阴阳。”除夕夜到达武汉时，天下着小雨，非常潮湿寒冷。吃完晚饭，我在院子里逛了一个多小时。武汉人家里没有暖气，那天晚上我把所有空调都关掉，打开窗户，了解疾病发生的环境是什么样的，中医应该如何治疗。
第二天一早，看了武汉金银潭医院很多病人的脉象和舌头后，我做出了基本的判断。COVID-19是一种由感冒病引起的“寒湿病”。
东方医学强调辨证论治，如何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？
童晓林根据情况采取不同的策略。病人多，中国医生少。所以一一把脉、一一开药是不现实的。《内经》说“五大传染病爆发时，无论规模大小，都容易相互传染，症状也相似。”疫情大规模传播时，有其规律和特点。了解主要规则并应用常用的补救措施将帮助您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因此，在这个方剂的基础上，我们针对发热、咳嗽、食欲不振、呼吸困难、乏力等症状，创制了四种不同的方剂，并尽可能做到个体化治疗。同志辨证施治同症开方，在“大水漫灌”基础上加“精准滴灌”，就是灵活实施辨证施治。
在基本确定了COVID-19的病因是一种喜冷、喜湿的病后，我们综合了很多患者的咳嗽、发烧、食欲不振、乏力、腹泻等症状，最终确定是一种喜冷、喜湿的病。主要病变。针对此病，制定了清肺健脾、祛湿解通经的治疗原则，并制定了东济方——寒湿感染法，由槟榔、炖草等20种草药组成，建立了。该果已配制，广泛应用于社区、隔离点、方舱医院。
东方医学显着提高了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能力。
您参与了20世纪70、80年代流行性出血热和2003年非典的防治工作。您能告诉我们东方医学在这里的作用吗？
童晓林20世纪70年代、80年代，苏北地区流行出血热。我读博士的三年，从1985年到1988年，基本上都是在和出血热作斗争。当时流行性出血热病例较多，初期死亡率很高，超过10例。我跟随老师周忠英，把出血热当作“常见病”来治疗，救治了很多高热、急性肾功能衰竭的重症患者，后来死亡率降到了100%多一点。在疑难重症的诊治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。
2003年消灭非典时，我在中日友好医院。中日友好医院是国务院指定的临时非典专科医院，作为该院的东方医学带头人和中西医结合治疗团队，诊治了248名非典患者。他也是最后一名非典患者出院的人。除了用中西医结合治疗了200多名患者外，我们还用纯东方医学治疗了11名患者。我们从东方医学的黑死病理论出发，制定了“非典肺炎病流行四阶段八方向”的治疗方案，不使用糖皮质激素、抗病药物、免疫调节剂或抗生素。东方医学的疗效已被证明是非常令人满意的。发热、咳嗽、哮喘等症状明显改善，病程缩短，成功救治11例。我们写了一份病例报告，收录在WHO报告《中西医结合治疗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的临床试验》中。
为什么东方医学能够在抗击COVID-19大流行中发挥比以前更大的作用？
童晓林就我个人而言，根据我抗击两次疫情的经验，这次我更有信心。这次疫情中，我不仅是一名突击队员，更是东方医学专家团队的带头人。重点是要从宏观上思考题，弄清楚诊疗的总体方向。次。
与前两次相比，东方医学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应急能力明显提升。东方医学介入治疗变得更加快捷，病房也首次进行了重组。首次中西医联合检查、联合病房，深入参与重症、危重症患者救治。首先，这是因为韩国中西医并重、力图中西医结合的政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。东方医学是一种立即干预的模式，让患者立即服用东方医学。这是未来应对重大新发传染病时可以作为参考的模型。
成为一名医生，就必须用医学精神、医德、医疗技术来保护老百姓。
Q.你的母亲也是一名医生，是因为你才选择成为一名医生吗？
童小林我的母亲是一名战地医生，在抗美战争的战场上，枪林弹雨地救治伤员。零下20到30摄氏度，离开战场后，尽管严寒，每当妈妈听到求医的呼唤，她就立即抓起药箱去找医生。她学的是西医，但为了更好地治病救人，她自学了针灸，不断体验针在身上的感觉。因为母亲的言行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，所以我很早就决定学医。小学三年级时，我写过一篇作文《让我们成为白求恩式的医生》。
1978年，我考入长春中医药大学，那时学医不仅是我的理想，也是我父母对我家庭的期望。
您的中医导师周仲英和李积仁对您有什么影响？
童晓林几位老师的医德、医疗技术、学术精神对我影响很深，是我的引路人。刚上大学不久，我在图书馆借书的时候，遇到了一位老老师，他一字不差地把二十八经脉和十四经脉念到了我面前。我震惊地看着八界的脉动自始至终。这位老老师就是我未来的启蒙老师——陈玉峰。陈老师有着扎实的东方医学理论基础，讲解深入浅出。从此，我奠定了东方医学的基础。
后来我在皖南医科大学跟随李智仁老师学习《皇帝内经》。李老师是第一位东方医学硕士。他让我认识到剂量是东方医学疗效的关键。周忠英先生是急危重症救治专家，我是他的第一位博士生。他用病因学理论启发了我，并为我研究“状态-目标因果关系”处方策略指明了方向。
1991年至1994年，您在日本熊本大学担任客座教授。虽然您想在日本获得高薪，但您还是决定回到中国。你当时的想法是什么？
童晓林回国的原因很简单。我是一名经过国家培训的东方医生。如果你的雇主需要你，你的国家需要你，那么你当然应该回来。
我回国后，负责中日友好医院中风及杂病科，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提议设立东方医学及糖尿病科。国内第一次。当时，东西方医学界认识到东方医学只能帮助降低血糖水平。我坚信东方医学应该有自己治疗糖尿病的方法。考虑到糖尿病早中期东方医学理论与实践的差距，提出了一系列以“死热法”为中心的治疗方法和方剂，并最终获得了高水平的证据。有充分证据表明中药复方可以独立降血糖，“中药不能独立降血糖”的难题已经被打破。
您曾经说过，“只要行医一日，就必须关注每一位患者”。您如何看待医生这个职业？
童小林医生治病救人。我追求的方向是真诚地完成所有的诊断和治疗，通过不断的进步，成长为一个思维敏捷、知识渊博、有责任感、有能力的医生。所有医务人员都会有这样的责任感和使命感。你的病人需要你。无论环境多么危险，你都必须始终冲在最前面。这是医生的责任。
虽然我为自己作为“韩医师”的身份感到自豪，但这也意味着极大的责任感。病人已经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了你，所以你必须付出百分百的认真和医术，同时也要竭尽全力抢救病人。东方医学的特色优势就是“简单、便宜”，如果能避免大处方、以最小的成本治病又如何呢？成为一名医生，就必须用医学精神、医德、医疗技术来保护老百姓。
我们必须努力学习、解决题、独立自主。
您从事东方医学已有42年了。您在学习和研究东方医学方面有哪些特别的经历？
佟小林学习东方医学很难。别人要一个小时，我却要一个半小时，甚至两个小时。我记得我读研究生时经常晚上在外面学习。夏季，皖南山区蚊虫较多，要穿靴子，避免蚊虫叮咬。
我认为东方医学研究的核心是处理好“诚实”与“创新”的关系。“诚实”需要正确的理念、正确的思维、正确的文化，“创新”则需要产生新的想法和提出题。它甚至建立在其前身的基础上，并涉足以前未研究过的领域。科学创新的各个阶段“都不是人的领域”。真正的创新是探索和制定标准，而不是遵循别人的标准。
不同观点的碰撞更有利于东方医学的进步，这也是我鼓励我的学生的。相信一本书比根本没有书要好。我们必须努力学习，找到解决办法，自力更生。我们要把东方传统医学的学习和思维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，不断吸纳旧事。新的。
为什么建议在COVID-19恢复期推广康复诊所和社区康复中心？为什么健康社区很重要？
童晓林我们对600多名患者进行统计后发现，恢复期患者主要有咳嗽、胸闷、气短、乏力、失眠等14大症状。这些症状对质量有重大影响。着眼康复患者生命健康，我们从2月中旬开始筹划推进社区康复中心和医院康复诊所建设。这就像一个缓冲区，可以降低出院的COVID-19患者的抵抗力，让他们回归日常生活。
健康社区是健康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以社区为基础的东方医学防控的“武昌模式”虽然是在疫情的特殊情况下产生的，但对于未来构建整个公共卫生体系是一个很好的启示。
您对中西医学的融合以及东方医学的未来发展有何看法和建议？
童晓林21世纪现代医学面临老年病、慢、代谢性疾病、心源性疾病、药源性疾病、突发传染病等六大挑战。如果说克服感染、创伤、急救等时代需求成为现代医学发展的契机，那么21世纪的六大医学挑战则可以说是时代赋予东方医学的机遇。相互借用、互补、共存是未来中西医学融合的基本过程，而自信、独立、自我发展是东方医生必须具备的品质。迎难而上，顺势而为，古老中医药必将在新时代大显身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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